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，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、相互交融，当时有一些外国驻我国办事机构人员穿西装，加上我国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也穿西装，这样，西装就首先在我国知识界得到普及。激进的革命者们更是弃长袍、丢马褂，率先穿起西装。然而，西装毕竟是舶来品，出于强烈的自尊心，学生中出现了一种对西装加以变通的服装，样式较为简便，不需要过多装饰，时称“学生装”。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先生认为是该有一套代表本国民族气节的服装了，革命党人穿什么样式的服装是一个大问题。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展开讨论的基础上，孙中山建议穿广东便服，并借鉴吸收学生装剪裁合体的特点，把直领改为翻领，最初的式样有背缝，在后背中腰处有腰带，前门襟钉9个扣子，上下口袋明褶外露。服装设计成后，孙先生自己带头穿起，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此服称做“中山装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旧式中山装逐渐改为后背无缝了，9个扣子改为5扣，大口袋改为贴口袋，上面的两个小口袋改为平贴口袋，袋盖上留有明眼。中山装造型大方、严谨，蕴涵了中国男子内向、持重、和平、知足的品性。“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。他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，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。”（林语堂语）
中山装在其诞生并发展过程中，有一个显著特点：即其中蕴含的时代背景远远超出它的装扮形式。应当看到，服装从单纯的装扮行为到礼仪行为的确定，除了自身历史传统的沉淀，还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，才能提供给人们更多的社会活动场合并刺激和促进社交礼仪的完善。然而，二十世纪前半页复杂的政治风云，影响了中国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贫瘠的生活、保守的思想，使人们无法顾及温饱、安定以外的事情。一般乡村间的劳动人民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，还是以布褂、裤子和棉袄为主；乡绅望族阶层因为受传统礼教的制约和对家族制度的维护，严格规定、限制家族内部的装扮行为，以承袭清末的大襟衣袍为最，稍有逾越，即被告之忘了祖宗，斥为大逆不道；商业、金融人士和留洋者因受西方生活思想的影响，这一阶层以穿西装为主。因此民国以后的三十年，中山装便成了政府官员形象、地位的说明书，某些利欲熏心之流更把中山装作为他们炫耀身份，满足私利的代用品。尽管如此，在当时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交活动中，中山装的穿着形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，也就是说没有形成装扮行为和礼仪行为对它的制约，其形制与结构依旧保持稳定、对称的趋同性。即中山装的诞生只是构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框架，人们没有对它进行民族精神上的发展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陈旧的传统习惯势力被逐渐打破。表现在服装上是人们开始放弃甚至鄙视旧时代的繁文缛节，纷纷效仿、追求代表新生制度，新生力量的革命性服装。身着中山装自然成为思想进步，信念坚定的标志，而且穿着者又多是政府官员或军队领导者，人们在中山装的光环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理想。一些民族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之后也纷纷穿起中山装，以此表示告别过去，真正成为人民的一员。不难看出，中山装的发展、推行，每一次都有其鲜明的社会意义。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变化，中山装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距离感逐渐转化为亲切、认同，并逐步发展成了国内汉族地区人们的统一着装。普通大众与政府官员的区别在于服装面料的选择，普通大众的中山装多由涤棉或化纤布裁制而成，配以布鞋或胶鞋；而政府官员的中山装则选择较高级的毛呢面料，脚穿皮鞋，显得格外的精神和庄重。中山装之所以由又被称为“干部服”，就是人们向往、追求一种崇高生活的心理表现。那时，人们也常常舍得多投入一些，给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做一套质地、工艺都较为考究的中山装，以备逢年过节或庆典活动时穿。抚今追昔，中山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曾经扮演过异乎寻常的角色，在国际上代表着我国的正式服装，如果伴随时代前进的脚步，对中山装加以科学的研究和发展，必然不会给我们留下许多的空白和缺憾。
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历程中，中山装肩负着进步、独立的重任；在中国人的生活里，中山装承载过至关重要的精神需求。无论是尼克松笔下的共和国领导人；还是美籍作家韩素音字里行间的中国男人，无一例外穿的都是中山装。人们为周恩来的外交风度所倾倒，那份儒雅、自信无疑就是人与中山装的完美结合。时至今日，当西方各种服饰潮流汹涌袭来时，有识之士已经在问：中国人怎么了？我们自己的服装呢？人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中山装，想到了对襟褂，相到了大红的团花。然而，我们重提服饰民族化，不应该只是旧装的翻版，而是探索并建立一套反映中国人精神内涵，适合中国人生活秩序的装扮体系。这种装扮体系既不同于西装的功利性与程式化，也不同于和服的华美与繁琐，它应该认同与中国人的道德品格，应该是我们纯粹的国服。
虽然这种体系至今还没有完善，但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美，身着中山装出席总统晚宴，寄个性于平和之中，寓自尊于雅致之中，泱泱大国的气度在江主席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注重“合礼”的服饰观。“合礼”，一是合身份，二是合场合。现代的中国服饰观正在与国际接轨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用某种方式来不断修饰自己的外观，这就要求我们对民族服饰的研究和贡献，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，既要“合礼”，又要“合时”。只有与时俱进，才有可能重新创造一种新的“流行体系”，才有可能重新衍生出一个魂牵梦绕的“民族情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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